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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第2页）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冯友兰在昆明时，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期间，冯友兰在店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12瓶黄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闻一多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生活清苦。有次菜太咸，冯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但闻却用注释家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后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友兰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弟弟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这都有赖于冯友兰母亲吴老夫人的培养和教育。

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载坤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冯友兰的母亲吴老夫人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友兰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他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

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友兰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友兰对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

冯友兰常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去世周年。这天上午11点多，冯友兰偕夫人扫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又惊又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正在西头那间谈话。他见冯友兰来了，便问：“方才找你不着，是在上课吧？”冯友兰说：“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又问：“任锐同志是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解放前林彪曾狂热追求过她被拒，“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妈妈？”“是的。”这时胡绳也到了，于是毛泽东带大家到屋子东头那间吃饭。当饭菜端上来时，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委员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说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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