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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在山西的宁武县，没收大汉奸的土地万余亩，房院2500余间，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和居住。

另据承德、隆化、围场、滦平、平泉、丰宁等6县的不完全统计，农民在1946年5月间已从大汉奸及恶霸的手中获得了85000亩的土地。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清算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

所谓清算，就是在敌伪时期受尽压榨凌辱的农民起来向汉奸和地主阶级算帐，具体地说主要是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等三个方面。清算租息，是指地主在正租以外对农民的额外剥削、在敌伪时期所加的地租以及通过高利贷盘剥从农民手中夺去的财产等。清算霸占，是指汉奸、豪绅、地主在敌占时期依仗反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中强行掠夺去的土地财产。清算负担，是指敌伪时期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无理负担（苛捐杂税、各色摊派、劳役等，有许多是地主转嫁给农民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6）

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各个老解放区都抽调大批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参加这场斗争。各地从惩办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入手，控诉他们的罪恶，清算奸伪*凌辱，清算奸霸贪污霸占，清算地主转嫁的敌伪负担，清算黑地等。由于那些汉奸恶霸地主多年的为害早已超越一乡一村的范围，所以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声势浩大，是一场村与村联合、城乡联合、各阶层联合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华中解放区在1946年初1个半月中就有40万群众参加斗争。仅江苏省淮安市就有3万群众控诉公审两名大汉奸。热河省承德市万人控诉32名作恶多端的汉奸。河北省武安县（当时属太行区）城内一批大的汉奸地主，曾借助日寇将战前收租的18斤斗改为24斤斗，加重盘剥，转嫁负担，1942年增加土地1000余亩，迫使六七千户农民流离失所。这次武安召开的诉苦大会，3000余人联合对地主清算。晋察冀区的大同县125村联合进行反奸斗争。

经过这样一算帐，就构成了地主对农民的一大笔负欠，除了付一些现款外，大多得靠出卖土地来清偿（或直接以土地来偿）。这样，农民就从地主手里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在大多情况下又取得了地主书写的契约）。

另外，有些农民还通过向地主购买、地主无偿转让等途径获得了土地。

与孔府说理

在反奸清算中，新解放区还在继续减租减息的基础上，组织佃农开展和地主的说理斗争。佃户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如山东曲阜县大地主孔府的万余佃户世代受剥削，减租运动中佃户们想与孔府作个总的清算。但经过上级农会和政府反复说明政策，佃户要求只依法退回1945年的租粮。1946年3月25日，10000名佃户按村编队，进城说理。他们高呼：“只有减租减息，才能提高生产，交租交息才更有保证。”他们向孔府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百户（孔府任命的佃户管理者）”，“禁止奉卫丁（孔府自己设立的类似于警察的机构）打人骂人”等13条要求，并事先派人通知孔府。

当代表们说明来意后，孔子后代孔令煜甚表同情，派代表答复：“大家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孔府不合世界潮流的地方，必定快改”。经佃户和孔府双方谈妥，即共同去县政府立约签字。事后孔令煜一再向众人表示：“万人行动井然有序，实前所未见闻者。”曲阜的知识界也反映：“共产党和农民并不抹煞历史，既减租又无损于圣人。”

对形势的不同认识

面对着急风暴雨式的农民土地斗争，社会各阶层有各种反应。地主、恶霸进行疯狂的反抗，他们暗杀农会干部，在干群之间、群众内部挑拨离间，破坏土地斗争和果实的分配。他们不仅在农村散布变天谣言，欺骗、恫吓农民，而且跑到城镇中制造舆论，诬蔑农*动是“杀人放火”，“无法无天”。

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听了地主的话也恐慌起来，也说农民“弄得一塌糊涂”。

对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党内也产生了不同认识。大部分亲自领导或经历农民土地斗争锻炼、了解农民要求的干部表示赞同农民取得土地，希望中央按照实际情况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一部分干部在抗战胜利以后盲目乐观，对内战的形势估计不足，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他们拘泥于1942年的减租政策，不敢触动地主的土地。也有部分干部只看到农*动中出现了侵犯中农，果实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之下是可以纠正的，他们轻信所谓农民“搞错了”，“搞槽了”的论调，认为应退到1942年减租政策所允许的范周之内。还有一小部分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没有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害怕和憎恨农民的斗争，也故意夸大群众运动中的错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7）

在这种情形之，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方针，不坚决支持农民起来夺取土地革命行动，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迅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有可能造成根据地的混乱。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恶化，内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这也需要党及时改变土地政策，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应付严峻的局面。

“五四指示”

为了制定新的土地政策，*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1946年5月4日，会议在延安召开，由刘少奇主持，参加的有毛泽东、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康生等中央领导，还有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会前先下发了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与讨论，胡乔木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胡乔木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任弼时首先发言。他说：“华北和华中各地农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如果按照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办法，目前运动中许多地方妨碍了中农利益，对富农和中小地主斗争过火了，是‘左’了；但是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若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又右了。问题不是责备同志，而是中央是否批准。我建议，在彻底减租清算的名义下，克服某些过火斗争现象，争取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解放区。”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康生说：“减租清算运动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没收汉奸土地，是比较少的情况，主要是清算。结果，地主把土地折价给农民，但有各种偏向。这是一个极重大的问题。是否批准农民的要求，同时提出各种政策，是大家要仔细考虑的。”

刘少奇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要说服群众，使他们了解只有遵守各项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除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侵犯，一切必须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到，以便运动得以正确地进行。土地问题的方针，今天就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

林伯渠说：“耕者有其田是我们党早已确定的目标，现在，是该实行的时候了。”

徐特立说：“我也赞成现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薄一波说：“这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讨论稿），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因为实际上群众已经做了。有了这个文件，‘左’的错误可以减少，特别是党内思想可以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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